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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儿女:用血肉之躯筑成抗日的长城

※发布时间:2016-3-12 14:33:42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九集

  拨开麦秆,石板显露。青石之下,暗藏。就在日寇疯狂,形式万分危急的关头,就在这处地窖里,隐蔽过好几十个“红孩子”。随着时光流淌,地窖已被填充。但早就镌刻在这处古朴院落中的历史和情意,却永远不会被岁月抹平。山东临沂,沂南县马牧池庄的这三间百年老屋里,最多的时候,曾经收养着47名八军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他们,都把屋子的主人叫作奶奶;而他们的父母,则会亲切地那位老人:娘。

  那位老人,就是红嫂典型、沂蒙母亲:王换于。

  王换于原本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因为旧社会的重男轻女,只是嫁到于家后出嫁冠上了一个夫姓,叫于王氏。1938年,50岁的王换于加入了中国。介绍人告诉她说,都了,总不能还没有个名字吧?由于她从王家嫁到于家,是用两斗谷子换来的,就叫王换于吧。这时,于王氏已经年过半百了,可根据她自己的回忆说,她的人生却是从这一年才开始有意义了。

  山东,历来都是兵家争雄角逐之地,战略非常重要。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和一直关注着山东,曾说过: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1938年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决定,、罗荣桓等先后接到命令,奔赴山东。扩大山东为苏鲁皖,以郭洪涛、、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洪涛为。组织八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为司令员,朱瑞为,六月徐朱可到达鲁境与郭张黎汇合。时间是1939年5月4日。然而,这一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很动荡。

  1939年5月,侵华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尾高龟藏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分九直扑泰西根据地。11日,中国八军第115师机关、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 3000余人在肥城以南陆房村一带被敌包围。115师在陈光指挥下,与侵华日军激战一日,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以伤亡360人的代价毙伤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200余人,并于12日拂晓成功安全转移到东平县东部。陆房胜利突围,保存了抗日力量,打开了泰西抗日局面。

  陆房战斗的消息传出后,一一五师浴血奋战的震动了全国,蒋介石也发电报给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表示“殊堪嘉慰。”陆房突围战后,侵华日军开始疯狂地对山东地区进行“”。

  1939年6月29日,山东和八军第一纵队机关、朱瑞来到了东辛庄,他们在这里指挥抗战,并将“帅帐”安在了已经是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的王换于家里。王换于生活在山东沂南县马牧池乡的东辛庄,这里地势十分险要,汶河顺着山势了大半圈,三面环水水连山,只有一面出,有着“兵家绝地”之称。侵华日军的“”部队几次经过这里,都不敢在村子里驻扎,生怕一进村就会被人一锅给端了。那么又是哪里来的自信,敢在这里安营扎寨呢?这还要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说起。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1938年4月,日军连续10天血洗临沂城,被的群众达3000多人,匆忙撤退,弃人民群众于不顾,两次逃离山东战场,在这一危急时刻,中国和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与群众与共。曾经说过,“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人民加入抗战的队伍,从1933年开始,临沂中国组织派出工作组、工作团及文艺宣传队,通过创办冬学、夜校、青年识字班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此外,领导的队伍,还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和作风,他们天亮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老百姓院子打扫干净,要把老百姓家里的水缸挑满水,这种密切军民关系的做法,被叫做“满缸运动”。从满缸运动到打扫庭院,从播种收获到碾米磨面,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中,拉近了中国与老百姓的距离。这张照片是时任八军115师的部主任萧华,为根据地五十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时所拍摄的。虽说这些都是看着不起眼的小事,但后来无数的事明,就是这些大事小事,决定了向背,也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正如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实意地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率领八军在山东所依靠的,就是这股力量。

  、罗荣桓都曾在王换于的家里开过会、办过公,从那时候开始起,王换于和他们朝夕相处,结下深厚的情谊。时任军员会朱瑞和陈若克,认她做了“干娘”。1940年8月1日,王换于还一手操办了陈若克与朱瑞的婚礼。跟随部队来到东辛庄的还有一群八军战士的儿女,这些孩子长期跟随部队转战奔波,生长十分恶劣,因此许多孩子的体质很差。王换于看着的这些“孙儿辈”的孩子,一个个都发育不良,黑瘦黑瘦的,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她找到了说,“这样下去不行,你们打你们的仗去,孩子们就留下,我来照顾他们。”

  这张照片是罗荣桓在率兵东征前与已经怀孕的妻子林月琴拍摄的,他给这个孩子起名为“东进”。罗东进四个月大的时候也被送进了沂蒙山区,送到了王换于的家里,在山东生活了整整六年。1939年10月,东辛庄抗日战时托儿所正式成立,王换于为负责人。第一批转来了27个孩子。这些孩子中最大的七八岁,最小的生下来才三天。

  然而,带孩子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王换于挨家挨户的打听,哪一家是,哪一家能是真的对孩子好。因为只有把战士后代当作亲身孩子一样对待,才不容易被,否则,就会把孩子置于之中。王换于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她也主动安排长媳张淑贞和次媳陈洪良承担抚养罗荣桓的女儿罗琳、的女儿小何、胡奇才的儿子胡鲁克、胡鲁生,陈沂、马楠夫妇的女儿陈小聪等7个孩子。

  在王换于一家的带动下,5天不到, 27个八军战士的后代就全被她安排好了。后来,还陆续有孩子送到王换于的家里,最多时多达47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八军的干部和战士更是把全部的精力投到了根据地的设之中。1940年7月26日,国大代表复选大会,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工农青妇文化总会成立大会,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在沂南青驼寺隆重开幕。此后,临参会、战工会先后制定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保障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章程,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日军的。1941年,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

  1941年的冬天,晚上,王换于坐在昏黄的油灯下,一边哭一边做着两件寿衣,一大,一小。大滴大滴的泪珠,模糊了她的视线,手指被扎出了血都觉不着疼。就在那个晚上王换于接到了陈若克母女的死讯,她和陈若克相处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她记得陈若克刚到她家的时候,偎在她的怀里,甜甜地说:“大妈,我从小就没娘,你就做我的母亲吧。”她记得陈若克给她讲了许多的道理,记得她们一张铺上睡觉,一起参加妇女会议,一起搞抗战宣传

  1941年,11月7日,侵华日军在沂蒙山区大肆,怀有身孕的陈若克在行军途中。第二天陈若克早产生下了一名小女婴。在被押往日军沂水的途中,陈若克被横放在马背上,双手双脚死死的栓在马鞍上,她那刚出生的女儿,则被日军地扔进了马料袋里,孩子被马草扎的拼命哭喊。100多里,陈若克的心都碎了。在日军沂水里,日军对陈若克,她被打得,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可陈若克还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当年一个日伪士兵回忆起陈若克时,是这么说的:“这个带孩子的女人,审了几天,就闹几天,什么也不说,一点也不怕,还一直喊着口号,唱着歌。”

  日本宪兵看陈若克如此硬气,就想出了更的法子。他们把孩子抱到陈若克面前,试图利用陈若克身为一个母亲的天性来她。可他们没想到陈若克只说了一句“要杀就赶紧杀,少来这一套。”

  第一个下节

  11月26日,当残日本宪兵把陈若克母女拖往刑场的时候,陈若克紧紧抱住怀中瘦弱的小女儿,她把手上的血滴进孩子那干瘪的嘴里,她说:“孩子呀,妈妈对不住你,你来到这个,没有喝一口妈妈的奶,今天就要和妈妈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你就喝一口妈妈的血吧。”陈若克时年仅22岁,她的女儿仅仅出生18天。当乡亲们找到她们母女俩的尸体时,已经是血肉模糊,残缺不全了。王换于卖了三亩地给她们母女买了两口棺材,为她们送葬。之后,王换于对战时托儿所里的每一个孩子更是万分疼惜。有一次,王换于去西辛庄看望一个寄养在那里的半岁婴儿,孩子的父母都在突围中了,她发现孩子瘦得不像样,就把孩子抱回了家。当时,王换于的儿媳正值哺乳期,当时生活条件差,奶水哺乳一个孩子还不够。王换于对儿媳说:“这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让咱的孩子在家吃粗的,把奶给这个孩子喝吧,咱的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咱可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

  俺不是喂奶啊,俺们家有四个孩子,管不过来,光管人家,人家他妈他爸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嘛?咱给人家养孩子为了什么?也是这个道理吧?

  身为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饿了,哭着闹着要喝奶,她们也是心如刀绞,但每次一想起那些孩子的父母在前线打鬼子,她们便把心一横,尽心尽力喂养这些后代。

  结果,王换于的四个孙子由于长期疏于照顾、营养不良,四个孩子都没有成活,可她所抚养的47个八军后代却一个也没有少。

  罗东进采访:“我父母过去一直跟我讲,说你们将来一定不能忘了人民,尤其是不能忘了沂蒙山区的人民,是她们养育了你,是她们抚养了你。没有她们,你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1937年9月12日,时任八军115师罗荣桓,给远在家乡湖南的二哥罗晏清修书一封,信中写道:现随军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道是无情却有情。将士,为了抵抗侵略,家国前途,抱定阵前捐躯的决心,但面对血脉亲情,谁能真正忍得割舍?当前,谁又能挺身而出,倾情相助?不须顾虑,在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背后,有无以计数的百姓,在支撑起无比坚固的民族脊梁。就在罗荣桓指挥山东敌后抗战的沂蒙山区,走出过这样一个极其普通,而又无上光荣的群体,她们的故事,被广为传颂,她们,被亲切地称为,红嫂。

  1941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为彻底消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八军主力部队,新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田俊六亲自指挥5.3万多人,对沂蒙山区形成铁壁合围。其中,千人以上的“”43次,万人以上“拉网合围”的“”6次,有的“”时间甚至长达一个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极岌岌可危的境地。

  1941年11月3日晚,盘踞在蒙阴的大批日伪军突然包围了驻在马牧池村的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年仅13岁的八军小战士庄新民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跑到了村子西边的王家河岸上。两个日本兵发现了他,日本兵一边追赶,一边射击,身负重伤的庄新民只好四处躲藏,眼看就要被敌人发现的时候,一名当地农家妇女的出现把他从日军的枪口下救了出来。

  这个的妇女叫明德英,是个聋哑人,靠替别人看坟为生。那天,她抱着自己不满一岁的孩子坐在口,当她看到小战士浑身是血朝她奔来时,明德英没有丝毫犹豫,她连拽把小战士藏在了一座石头堆起来的空坟里。

  那两名日本兵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大活人会藏在墓穴里,他们的用枪托把明德英打到在地。面对日本兵的询问,明德英假意指了指西边的大山,这才把日本兵骗走。

  看着鬼子走远后,明德英把小战士从墓穴里拖了出来。这名小战士早已经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他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眼看到了生命垂危的关头。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烧水做饭,毅然解开了衣服,把小战士抱在怀里,像哺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将乳汁一滴一滴滴挤进战士的嘴里。庄新明采访:我睁开眼,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就一条被子盖在我的身上,我又不会说话,说不动,我就光哭,光流泪。妈妈她哑巴,光势,不要哭不要哭,后来她给我擦伤口,我就看着。两个弟弟哇哇地哭,她那个奶水就挤到碗里,都给我吃,小弟弟饿得要命,她也不给他吃。

  明德英把庄新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随后,为了给庄新民补身体,明德英和丈夫李开田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半个多月后,当庄新民伤愈归队时,她又一遍遍地告诉庄新民,“你去找找看,找不到部队时再回来。”

  打开中国地图,找不到一个叫沂蒙山的地方,因为它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道梁,而是一个人文概念,一个地域概念,一种。“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就是沂蒙中最憨厚、朴实的人民之魂。刘茂菊,为了支持抗日宣传,在新婚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婚房让给了《大众日报》社;梁怀玉,为了推动八军的征兵运动,她说“谁第一个参军就嫁给谁”,而结婚的当晚,梁怀玉的丈夫就随部队奔赴前线。抗日战争时期,沂蒙抗日根据地人口420万,120万人支前,20万人参军,10万人为国捐躯,做军鞋315万双,做军衣122万件,碾米磨面11716万斤,救护伤病员6万人,掩护抗日人员9.4万人。都说沂蒙山区村村有红嫂,乡乡有烈士,然而,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历史中,像这样支持抗战的妇女在不仅仅是在沂蒙山区。

  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密云县被分割为3部分:密云大部与冀东其他21县被划为“非武装区”;密云西北部40多个村庄被划归伪“满洲国”;古北口地区被日军占据。日本侵略者百姓们学日语,学唱日本歌,还要学习升日本国旗,但最让人难以的是,他们不许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是密云县张家坟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虽没有文化,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一次又一次地教育儿子们:“记住,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邓玉芬一家的日子十分,为了糊口,三个大点的儿子只得离家外出去干活,而他们夫妻俩也带着几个小儿子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在邓玉芬的心里,她一直盼望着中队能够早点打回来。

  侵华日军为了确保东北、华北的交通运输,加强对伪满洲国西南边境的控制,从1939年开始,侵华日军在长城沿线,从山海关九门口至独石口老丈坝,制造“千里无人区”,了百姓6万多名。同时,在这一带约5万平方公里的所谓“满洲国”的“西南国境”修筑了2506座“集团部落”。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选定一些村庄或地方,用1丈多高的石墙围圈起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驻有,侵华日军强制周边百姓进“集团部落”居住生活。一旦进入“集团部落”,就失去了一切,只能像牛马一样任凭日军,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百姓们都地把这里称为“人圈”。

  被圈进“集团部落”的百姓生活十分悲惨。男人每天都出外去为敌人种地如果试图逃跑那他留在部落内的亲属都会被。妇女的处境则更加悲惨,除了每天干活,日军、还经常随意闯入民宅妇女,甚至连未成年的女孩也不放过。“集团部落”建成后,日军宣布“集团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允许“集团部落”百姓耕作但不许住人,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严禁任何人居住和耕作,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日伪在长城沿线制造千里“无人区”,但是他们没想到在这所谓的无人区里面,我们有人,有的抗日队伍,有领导的人民群众。

  1939年底,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员会提出了“巩固平西,冀东,开辟平北”。平北,指的是北平以北,北平古北口铁以西,面积约为9600平方里,人口约60来万,分别在3个日伪的控制之下。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了北部屏障,还能架起冀东和平西两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桥梁,也可为将来挺进东北做准备。可是平北地区已经沦陷六年之久,日伪在此建立了一整套的手段。因此,开辟平北,意义极其重大,也极其。那么由谁来担当这一重任呢?

  1939年在平西马兰峪担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副司令员的白乙化接下了这个重任。 白乙化能文能武,战功赫赫,人称小白龙。 白乙化在团里还有个绰号“白大胡子”。这个“大胡子”名气大到什么地步?在密云白马关的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一个挖野菜的小姑娘遇上了外出抢东西的日本士兵,日军突然大发要她时,小姑娘突然大喊一声,“大胡子叔叔。”这名日本士兵立刻魂飞魄散,撒腿就跑,跑出几里地都没敢回头看一眼。白乙化当然没有传说中的这么神奇,他实实在在地学习和研究的《论持久战》后,他认为密云北部的水川地山多势险,最适合创建根据地。但更重要的是,当地日伪军和无忌,百姓的生活,所以当地的百姓具有强烈的意识。

  1940年6月的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人来到了邓玉芬一家所在的猪头岭一带,这是邓玉芬多年来见到的第一支中国人自己的队伍。对于穿军装的人,老百姓还是心有余悸的,可这支部队和过去的部队不一样,他们几个到了村里不打人不骂人更不抢东西,只是教他们识字,召集他们学文化。“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第二课,中国人就应该爱中国,日本无理打中国”这一字字、一句句,深深刻进邓玉芬和她的孩子们心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拿起枪杆子打日本,才能有活。1940年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乡亲们都纷纷报名参加,邓玉芬跟老伴儿商量,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

  丈夫任武二话没说,揣块糠饼子日夜兼程把在外务农的两个儿子找了回来。话虽如此,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 大儿任永全、二儿任永水加入游击队的前夕,邓玉芬在家哭了一夜,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替儿子纳着鞋底。邓玉芬心里明白,儿子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后来,邓玉芬的三儿子任永兴听说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参军后,特意从外地赶了回来,也加入了白河游击队。作为母亲的邓玉芬一生中有7个儿子,他们先后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献出了生命。随着平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局面的打开,尤其是丰滦密地区抗日斗争工作的发展,引起了日伪的极度恐慌和不安。日伪深知丰滦密这块地方的重要,、八军在这里立足生根,实际上是往他们的之上插下一把刀。侵华日军为了切断中国与当地百姓的联系,在推行“三光”政策的同时,又对丰滦密山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堵死了出入山地的所有通道,严禁一切生产生活物资流入山地,困死、饿死还在山地“无人区”内顽强斗争的抗日军民。

  侵华日军对整个华北地区进行了频繁的,在中,日军实施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把无数的城市和农村变成了废墟,连儿童也战争之苦。省行唐县岗头村的陈金秀向我们栏目组提供了一本珍贵的手绘,她把自己在儿时的亲身经历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厚厚的一本。6月11日,侵华日军包围了岗头村。据陈金秀的回忆,这些日本士兵一进村子就开始,岗头村的街上到处都是尸体,男的都被打得奄奄一息,妇女则成为了日本士兵的玩物。(换)他们把陈金秀的邻居挂在梯子上活活烧死,(换)他们对烈士王小雨的遗孀后,还丢进猪圈里取笑。(换)对于那些拼死的妇女,这些日本士兵就会把她丢进井里,用石头砸死。(换)当日本士兵抢光了所有的的食物、农具、家禽后,他们就会一把火把整个村庄烧光。陈金秀每次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都会忍不住流泪。她说,幸好后来村里来了八军,八军教他们认字,教他们放哨躲鬼子,教他们如何。

  村庄被烧,百姓们就自己搭窝棚住;窝棚被烧,百姓们就住山洞和长城烽火台;山洞和烽火台被炸毁,百姓们就爬进山上的石窟窿,最后万般无奈的百姓们躲进了深山,没想到疯狂的侵华日军开始烧山毁林。据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公布的《日本8年来在边区的》统计,冀热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333.5万多间房屋,其中热南山区的“无住禁作”地带占205.6万间。至于被的森林、农作物,则因面积大,数量多而无人考证。敌人的并没有让邓玉芬这样的普通群众低头,她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把老百姓和八军分离,八军是鱼,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怎能!1942年的春天,邓玉芬的丈夫任武和五儿子任永安被偷袭的日军,四儿子任永合被抓走。同年秋天,邓玉芬的大儿子任永全在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1943年夏,四儿子任永合在中被害身亡。同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因伤情恶化不幸。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让邓玉芬几次昏迷。可每次当她醒过来,她就会拉起老六和老七两个小儿子的手,对他们说:“要记住你的哥哥们怎么死的,咱和鬼子拼到底了!”

  照片上的这个老人叫孙淑真,今年76岁。她本来是一名游击队长的女儿,可是游击队长在战斗中了,村里人就把这个还在吃奶的孙淑真交给了邓玉芬抚养,于是孙淑真成为了邓玉芬的女儿。孙淑真说,自打几个哥哥后,每次有八军战士到了家里,邓玉芬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为他们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病员喂汤喂水。每当伤病员痊愈后离开时,她都要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带足干粮,仔细叮咛着,把他们送出很远、很远当时丰滦密根据地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可这样一个英雄母亲一辈子只留下了两张照片,她甚至没有一张全家福。然而,为了民族的和,在华夏大地上,有无数像邓玉芬这样的母亲。

  1941年10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三版,以《气壮山河,队长之母英勇殉国》为题,详细报道了一个英雄母亲的消息。敌捕获马母后,即押至河间,软硬俱施,百般其写信劝子降敌,马母我是中国人,我生养的孩子是中国人,他是参加中国抗战最的八军,一向不知道有“投降”二字。他现在带着队伍在子牙河以东,他的三弟也在那里,你们日本人有本事就跟他打,我宁死不能写信劝降。

  为了白文冠劝降,山本当着她的面的了她的长子马守朋。作为一个母亲白文冠心如刀绞,可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却始终没有答应劝降的要求。为了不拖累马本斋,白文冠七天,以身殉国,时年68岁。

  1941年以侵华日军联队大队长山本为首的日军部队,联同皇协军五百多人,从河间、献县、沙河桥三个据点出发,分三团团包围东辛庄,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不幸。马本斋是个孝子,接到消息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可当战士们涌进司令部请战要救出老太太时,马本斋说:“谁不爱自己的母亲?但不能因为我的母亲被抓而影响部队的整个作战计划。”

  这是白文冠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瘦长的脸,两道浓黑笔挺的眉毛,细长的眼中有母性的慈爱和经年沉淀的淡然,嘴唇微微抿着,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在脑后,不过是北方妇女中再普通不过的模样。“宁为玉碎洁无瑕,烽火辉映花。贤母魂归在,岂容日寇践中华!”在得知母亲殉国的消息后,马本斋悲愤之余写下了这首诗,他发誓“定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山本白文冠不但没有劝降马本斋,没有支队,相反更加坚定了全队指战员的抗战决心,一时消灭日寇为白文冠报仇的呼声遍及中华大地,激励了无数炎黄子孙奔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总司令代表十八集团军致电:“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最具体的。”

  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侵华日军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他们陷入了的汪洋大海中。侵华日军意识到,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穿军装的对手,更有不穿军装的3800万山东人民。(歌曲)“你是灯塔,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首传唱的《跟着走》,是作词家沙洪、作曲家王久鸣在沂蒙山区创作的,创作时间仅是10分钟。有人曾问沙洪是怎样在10分钟内写出这首歌来的?他说:“这不是写出来的,这是我在各地的所见所闻,是从我心中迸发出来的。”

  哪里的群众有,哪里就会有八军的身影。人民军队时刻为人民而战,始终与群众相依。这个不但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抗击侵略的铮铮铁骨,也铭记着中国和军队与群众的血肉之情。 1941年12月20日,15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莒南县县城西15公里处的渊子涯村。在村长林凡义的带领下,全村三百多名自卫队员和村民与全副武装的敌人展开激战。村民不降,男人用土枪、土炮、大刀和长矛拼杀,女人用菜刀、甚至是开水等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与敌人展开巷战。村子里到处都是声、怒骂声、砍杀声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板泉区区长冯干三、区委刘新一、区委宣传委员赵同和八军的一个连闻讯赶来增援。为了解群众之围,冯干三率部队将日军引向村外,在村东的小岭上与之激战。在战斗中,村民日、伪军112人,全村的人中,上至七旬老人,下至两岁小儿共147人。

  幸存村民采访:那些部队亏得他这么一救,渊子涯老百姓这才,要不到了天黑,那些房屋全部都会被烧光。如果不是冯干三的部队来,这个村庄就没有了。

  我们刚刚听到的时渊子崖战中的幸存者林凡坡的回忆采访。他说,幸存的村民可以安全撤离战场,全靠八军来得及时。可是前来救援的冯干三、刘新一等40多名八军战士、县区中队战士全部英勇。在收殓战士遗体的时候,在场的群众无不放声痛哭。渊子崖村自卫战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对渊子崖村的战给予了高度评价。

  哪里有,哪里就有八军,除了渊子崖战斗,还有许许多多为了百姓的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戴安澜,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八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等,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血染疆场。这些烈士在时都非常年轻,大多为二三十岁,年龄最小的抗日儿童团团长王璞时年仅14岁。情愿也不能投降,这样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就有为了民族利益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不论是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领导的爱国官兵,不论是普通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都能以民族为重,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抗日的长城,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民族和领土的完整。出画

  作家张西,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令人回味深长的故事。2006年,为了创作《抗战女性档案》一书,她来到沂蒙山区采风。途中,她问起一位当地老乡,烈士陵园怎么走啊?那位老人沉吟半晌,缓缓反问:您,要找的是哪一个啊?

  毗邻临沂市沂蒙纪念馆,坐落着华东地区最大的烈士陵园——华东烈士陵园。在这片占地15万平方米的纪念建筑群落里,缅怀着62576名在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将士的英灵。而仅在临沂一地,不同规模的烈士陵园,就有69座。

  镌刻有手书的“烈士纪念塔”,以及主体建筑纪念堂,全是由沂蒙山区的老百姓自发赶来,出工出力,修建而成。长眠于此的忠勇子弟,只是无数先烈的一小部分。为了民族,为了国家自强,为了正道,为了人民幸福,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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