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和主流的价值体系里，“生活作风”问题无论对于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来说，都不是件体面的事，但如果“”和“桃色”连在一起，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简单地考察一下两者能够结成“玫瑰之约”的原因，至少有五大因素我们不能忽略。
从情人本身看，他们“愿意”。给当情人，是“发财”的一条“捷径”，因为的价值成本和损失成本不可量化，法律没有也无法，可塑性太强了，不仅值得挖掘的“潜力”很大，而且承担的法律风险又很小。这样，双方一结合，就都找到了风险小、成本低、收益大的最佳方式，都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坊间有了“裤头一拉，票子一沓”、“看得开就划得来”等等的民谣。于是，在湖北天门，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张二江是个“”，可仍然有少数女干部心甘情愿去“送菜上门”，因为在赢得张二江欢心的女干部中，有7人得到了提拔，两人的丈夫得到了升迁，老百姓讥之曰：“一夜春梦，终生受益。”于是，在深圳罗湖，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女长安惠君喜欢单独带年轻英俊的男下属“出差”并其性贿赂，但仍然有少数员渴望带上自己，因为一上如果“侍候得好”，说不定一回来就会得到提拔，甚至有可能“连升”。
从查处的结果看，一般“忽略”。这一点毋庸赘述，无数的惩贪案例已经，除非因为乱搞男女关系闹出了人命官司，否则这些“生活细节”问题统统可以装入“生活作风”甚至“个人隐私”这个大筐里，加以掩护甚至起来，一般不会列为惩处的依据。且不说调查难取证难这些技术难题一时还解决不了，单从“干部”的角度看，有人也会有一种很“人性化”的解释：“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
从职能部门的监管看，基本“装聋”。关于生活作风问题，建国以来一直到前夕，一直是干部的“高压线”、“生命线”，如果发现哪一位官员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一生的前程就基本玩完。随着的不断深入，少数官员的观念意识也来了个偏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原先那种为人不齿的生活作风问题，渐渐在他们眼中“香”了起来。这样的“干部基础”一厚，作为专事监管官员的纪检监察部门就有了自己的难处，况且他们中的一部人也是这样的“干部”，监管的难度就更大了。同时，一些纪检监察部门也片面地认为，我们反主要是针对经济问题，只要不，不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生活作风问题那是“小节”，不会影响到“大局”。渐渐地，一些纪检监察部门对官员的桃色新闻就见怪不怪了，就了，就基本“装聋”了。原海南省临高县城监大队队长邓善红包养6个“全城皆知”，时间长达10年，可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是这样一个“整个临城人都知道”的“桃色”，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却从来没有“过问”一下。
从整个社会的心态看，大多“作哑”。的桃色新闻，坊间流传，并非不知道，而且有可能先知道。但对的桃色新闻，整个社会大多采取“看客”态度，“作哑”了事。对而言，当地有了的桃色新闻，不管是查出来还是没查出来，都能只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说说笑笑而已；对而言，饭后茶余谈论一下也无妨，但一到正规场合，一到负责任的场合，全都会避而不谈，全都会“不知道”、“没听说”；只有几家“不太听话”的嚷嚷几句，但又大多是战战兢兢，大多是谨小慎微地“据传”、“据说”、“有人反映”等等什么的，而且大多报道本地以外的的“花花事”。
的“追求”、情人的“愿意”、惩处的“忽略”、职能部门的“装聋”、整个社会的“作哑”，为“桃色”的和发展开出了五张“通行证”，为桃色新闻的产生准备了足够的土壤和条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和深思，也不能不让我们开出“药方”加以“救治”！
从本身看，他们“追求”。古往今来的，所贪不外财色两，但钱财不是最终的消费品，人最终的消费还是感官的满足，于是“饱暖思淫欲”，美色能满足的性需求，而且的钱财是贪来的，花起来更不心疼，所以追逐“桃色”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如果他们用告别了羞耻，他们就会自甘，没有了标准，追求美色，也就成了他们的“荣耀”。原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副厅级总经理金维芝曾地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徐福英的话，则从另一面印证了金维芝的观点：“我和李嘉廷常常一起出去玩。每次出去，陪着李嘉廷去的不少领导干部也大多带着女人，那些女人基本不是他们的老婆，而是。大家一起习以为常了，并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本文摘自《百姓》 作者：罗满元 原题为：花翎与红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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