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总是穿一条蓝色的土布围裙。里面可能是枣红色棉袄，也可能是绣花的褂子。她的脸晒得黝黑，还顶着一头花白的蓬发。奇怪的是，明明上了年纪，却没有几条皱纹。
因为生活在上海的农村，阿姨还是照老一辈人的说法，管进城叫“去上海”，说完又在心里犯嘀咕，自己也是个上海人呀。
不断植入到乡村社区的各种为老服务和活动场地，让她们也有机会跳广场舞，学用智能手机，有人还因此成了“一代股神”。
曾经孤芳自赏的家庭技能，有了展示的舞台。我的泼辣女老板她们不再只是谁的妈、谁的媳妇，活出了一个“我”字来。
阿姨甚至真正成了村庄的主人。许多村干部说：现在哪个村子抓住了阿姨这个人群，就是抓住一座村子治理发展的主要矛盾。
而今阿姨们有的是新鲜玩法，唱歌、跳舞，写字作画，“DIY”新潮小摆件，其行动力也感染了大爷。
秀珍的头发稍有些稀疏，脸却瘦削光滑。她说自己76岁了，可谁敢相信？秀珍乐了，笑出一口整整齐齐的大白牙。那就更没人信了。她的家，是上海奉贤区金汇镇村里一栋很老很老的房子，面积却足够大。
上海这些年在乡村推广口的睦邻点建设，目的是让老人有更多可就近活动的场所。秀珍自愿把自家的客堂间分享出来，作为村睦邻点，供老人们来这儿闲坐、聊天、打发时间。
同村的雪芳退休3年了，今年刚过61岁，是一群阿姨里的“小妹妹”。光聊天不解闷儿，她便自己组织了一支草台班子，玩民乐。
乐队七八个人，40年前都是村里有名的“文青”。其中一位赵永贤大爷，二胡拉得最好。原先在自家宅基上拉，后来到老年活动室拉，现如今有了雪芳这个热心积极的“经纪人”，便经常组团去周边各村“巡回演出”，是有“粉丝”的角儿了。这不，前不久乐队演到秀珍口，半个村的人都去围观了。
阿姨中不乏乐迷，为了老姐妹“追星”，秀珍把自家院子洒扫干净腾出来作为舞台，还老伴儿用陈年废木料现打了20多把小椅子，摆入观众席。
曾经“阿姨”是一个家庭的基石，一日三餐，洗晒洒扫，总不离自己家的小院。而今阿姨们有的是新鲜玩法，唱歌、跳舞，写字作画，“DIY”各种新潮的小摆件。
阿姨的组织力和行动力，有时会感染大爷。几十里外的南桥镇六墩村上，65岁的桂芳发起一个老年骑游队。只要天气晴好，一队男女老人就踩着自行车赶早出发了，常常骑到傍晚才回来。
身为本村睦邻点的掌门，华连算是把手头的人脉资源给盘透了——退休教师王大爷，受邀来给大家讲时政课；潘阿婆擅长文艺，专门负责教合唱。华连家临街的院子里，常能看见一群阿姨，带着几个站在后排的大叔一起做早操。
“今天我又和我老公不开心了……”听完这位70岁老太的抱怨，华连平和地劝：“没听说老年男人现在也有更年期吗？你老公可能也不是故意的。”老太很快眉头舒展，反过来心疼起自家丈夫。
如今各村总有那么十几位阿姨，每天都到睦邻点“打卡”。前一天说起谁谁家儿子的故事，话到一半，该回家烧夜饭了。阿姨也不留恋，反正第二天一早，大家还是要见面的，比上班还准时。
微信里加了两百多好友，三十几个群。只要有消息，她都认真回复。其“学习强国”积分一直居前。
她凭一己之力接下了给航空公司穿工作吊牌的业务，带着村里五六个阿姨一起干，每人赚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零花钱。
瑞英展示了一下工作流程：拿起一张工作吊牌，在机器上打一个圆孔，再穿进一根棉线，打结，完成一个赚两分钱。
瑞英自己赚了两万，她拿这钱炒股去了。每天起床干完家务，70岁的瑞英便麻利地爬上二楼，打开电脑里的炒股软件，投身到自己的资本江湖中去。
如今上海许多乡村都给老人开设智能设备的教学课程，瑞英会操作电脑，并不算稀罕事。奉贤区最靠近海岸线多位老太太已经把微信和支付宝的功能学完了。下一节课，是学抖音的使用方法。
76岁的是其中佼佼者。“学用智能手机我可不是为我自己哦，主要是孙女19岁了，我怕跟她说线节课，但说出来的话，不是老绝不敢这么“”：“我这手机4年前买的，4G现在不行了，都出5G了……家里没有WIFI，儿子给我办了20个‘G’的流量，每月都能用完。”
微信里加了两百多好友，三十几个群。只要有消息，她都会认真回复，要是逢年过节，还会仔细斟酌一下话术，短则编个上下联，长则一篇小作文。
的头像，是自己43岁时的样子。穿一件白衬衫，斜靠在沙发上，旁边还有一盆常青的绿植。她说自己的微信名叫“快乐老人”，“照片就不能再用老人的样子了。”发朋友圈，也有偶像包袱：“选好看的风景、美食，转发文章要体现文化水平。你看我发的，都是政策解读……”“学习强国”是最喜欢的学习软件，学习积分已达20000多。
上海乡村近年来还建设了不少集“办事、养老、医疗”等功能于一体的口活动中心，给老人的晚年社区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奉贤管它们叫“生活驿站”，也有的叫“市民中心”。
只见振芳师傅一个马步向前，蓄势如弓，发力如箭，拍案而起时，面团已经揉得圆润发光。周围一群人紧跟着练把式，手中面团不一会儿就有了各自的形状。许多阿姨在振芳这儿学了一身蒸包子的手艺，回到家便忙不迭给老伴加餐。而寡居近30年的振芳，也终于不再孤芳自赏，曾经作为饭店面点师积累的技能，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
“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女性角色。”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马流辉告诉记者，随着乡村治理进入新阶段，登上舞台的治理者不再有鲜明的性别标签，关键在于能否为村民提供所需的服务。
与大多数地区的乡土社会一样，曾经的上海乡村，是以“男性主导治理”为基底的——传统农村家庭仰仗土地生活，家庭分工决定了身体强壮的男性更多参与社会治理。
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转变，上海农民实质上摆脱了作为农民的职业身份，在社会保障和其他收入的支持下，过上了闲适的田园生活。
再加上当下乡村治理中面临的诸多议题，不再是土地生产的组织动员，而是邻里纠纷的化解、自治活动的开展，阿姨不光有了展现的机会，甚至常常比男性做得更好。六墩村33个村民小组，5年前还全都是男性小组长，现在有了5位阿姨。
一户人家宅赶上拆迁，地上房屋却在20年前卖给了别人，拆迁后钱怎么分？当事两家不信拆迁办，不信律师，却偏要瑞英帮忙拿个主意。
瑞英身材健硕，站在人群中眼神犀利，听罢叙述一把拉住房东的手：你当年一万块钱就买下了人家的房，现在能分一二百万，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知足才有福气。
扭头又冲着宅的主家：拆迁款你拿大头，已经是占到便宜了，人不能心太贪，老也老了，再多就用不光、吃不光了。
“阿姨通常能文能武。上门劝说拆违，比男村民小组长更磨得开脸面，‘磨功了得’。外来人员信息登记，又比男村民小组长显得慈眉善目，是我们工作中的好帮手。”徐凯说。
秀珍家院子背后，就是村里去年修建的口袋公园。村集体收入有限，口袋公园绿化、设施的，王少华拜托给了秀珍。不敢说一呼百应，但只要是公园里的杂草长高了，凉亭积灰了，秀珍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五六个同村的老太太。一上午，捡垃圾、除草、洒扫凉亭，动作十分麻利。
“我们没工资哦。”秀珍这话可不是抱怨，相反，还有几份自豪。老闺蜜们愿意无偿来捧自己的场，这是多有面子的事。
当然，参与村里的自治工作，阿姨倒也不是为了卖谁的面子，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痛快。“只要一说打扫公园是为了夏天没有蚊虫，大家用得舒心；整理宅前屋后是为了住得更干净，出租屋能有个好价钱，阿姨们都是乐意且积极的。”王少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