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从传媒上看到，有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把1978年出现的“朦胧诗”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引起某“朦胧诗”代表人物的愤慨，他说他们早就跟“伤痕文学”了界限，他“伤痕文学”不过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我也觉得把“朦胧诗”和“伤痕文学”归并到一起很不恰宜。当时以《今天》为载体的“朦胧诗”，是一种体制外的“地下文学”，仅其崇尚纯文学这一条，就具有挑战“工农兵文艺”的意义。我对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一直持尊重的态度。每个写作者的站位不同，写作不同，将自己的作品公诸的子不同。在我来说，把《班主任》或《我爱每一片绿叶》投给，说明我的站位不是“地下”而是“地上”。我少年、青年时代，受到过多种文学的影响，我也看到过一些“”、“灰皮书”（指、前以“内部”形式印行，需通过特殊渠道看到的主要供使用的书籍），但我并不只跟那些文字认同，在“工农兵文艺”里，我也有一些喜欢的作品，比如我就觉得上海作家艾明之写工人的《火种》不错，孙犁写农民的《铁木前传》非常好，郭小川那涉及到兵的长诗《白雪的赞歌》（还有《深深的山谷》，虽然没有兵，但写的是队伍里的人物感情与命运）挺有味道，我不想跟这些“工农兵文艺”界限，切割开来。其实，我所喜欢的这些“工农兵文艺”，在那个时代都不是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谓“正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在“工农兵文艺”范畴内进行革新形成“变种”，我以为不但不应该加以，还应该给予尊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翎的《洼地上的战斗》，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丰村的《美丽》、璞的《红豆》等短篇小说、流沙河的《草木篇》、蔡其矫公开发表的诗作、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邓拓的系列杂文《燕山夜话》……都不是“地下文学”，都是力图扩展“工农兵文艺”的内涵与外延，使其从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格局里变化为“另一种”，也就是更能让读者接受的，追求真、善、美的文学。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极其悲壮的，其中包含着甚至死亡。《我爱每一片绿叶》后来经责任编辑和小说组长力争，副主编刘剑青没有再去麻烦主编（当时主编换成了），他签发了，但安排在那一期上小说的“末题”，即最后一篇。没想到这篇小说刊发后，也有不俗的反响。若干读者来信表示而且获得。1980年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评委中如冯牧竭力肯定，最后上了获名单。
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国史》1966-1982卷里，这样评价了《我爱每一片绿叶》：
在运用短篇小说形式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横遭的怪癖者。故事的中心意像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主人公和她的关系从未明确交待。当照片被一个爱窥人隐私的同事发现，并被公开展示后，他了极度痛苦的。后来，这位妇女来看他了——显然他是在她免遭上的。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的“自留地”。农民允许有自留地来耕耘自奉，难道知识不也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份“自留地”——思想中的一方自主地，里的归隐所吗？在中国这样一个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引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的。此书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本。
我以为以上的评价，还是公允的。“旁观者清”，当然不错，但我更重视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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