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电影《老枪》全国上映，该片曾入围去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 “最佳艺术贡献”。
这部由高朋执导，祖峰、秦海璐、邵兵、周政杰等演员主演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在管辖尚未规范的年代，曾经身为射击运动员的保安“大厂”的故事。
枪，是、是威严，也可以是孤独的梦想。导演高朋说起自己小时候一段和枪接触的经历，至今印象深刻。当时住在大院的一帮孩子，看着门口站岗的持枪威风凛凛，就总琢磨着怎么能把枪“弄来玩玩”。趁着有一天，哨兵换了个年纪大不了几岁的“新兵蛋子”，高朋便去与他打赌，说如果他能徒手爬上高高的岗楼，就让哨兵把手里的枪借他们玩玩。回想当年从哨兵手里接过比自己身高还高的枪，高朋觉得自己胆子大得“想想都后怕”。
再长大一些，他开始注意到那些射击运动员。和大部分竞技体育不同，这项比赛安静而孤独，看不到华丽的招式和激烈的对抗，总像是运动员自己的无声的战斗。而关于离开赛场的运动员落魄度日的新闻，更激起高朋对这个特殊人群的好奇。
电影里，祖峰饰演的顾学兵是个被推着走的人，听力障碍的设定更增添了人物与外部世界的隔阂感。导演高朋用沉稳的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呈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挣扎。
说到底，《老枪》是一个“关于跟不上时代的人的故事”。而这样的人在电影里最终开出的那一枪，穿过时过境迁的滚滚，给东北落寞的漫长季节擦出一声回响。
高朋毕业于电影学院导演系，正儿八经“科班出身”，却是在毕业15年后才有机会去拍自己的长片作。
过去这些年，高朋在广告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拍过网剧，但身处“服务业”的职业导演一直笔耕不辍地用写剧本这种方式为自己找到一种线年，《老枪》入围“青葱计划”，站在40岁门槛前的高朋也终于决定，断了自己的，孤注一掷去拥抱那份最初的梦想。“那时候觉得，这次不拍，可能这辈子就拍不了电影了。”
《老枪》的预告片里说“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打出最好的那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等待多年的高朋，拍这部电影，也像是他的一次“”。
高朋：我采访了很多不同层次的运动员，包括奥运冠军以及相对落寞的运动员。这个群体普遍性格内向，这和射击这项运动自身特点紧密相关。射击是一项单人训练，长期与枪为伴，在选拔时就天然更倾向于性格偏内向、能沉下心的人。所以要深入了解他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打开他们的。
中国运动员很长时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射击运动员自幼被集中封闭训练，很多人不到10岁人生目标就已确定，但他们与现实生活是存在一定脱节的。退役后，我们国家管制严格，导致他们再就业难度极大，就业面非常狭窄。同时他们在体力和力量方面相较于其他一些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也没有什么优势，甚至连体育老师的工作也干不了，加上性格内向不善于沟通，回归体育系统内的工作岗位也非常有限。
中国的射击其实又很“卷”，射击队人也多，那些曾经取得过较好成绩的运动员来说，后续想要再进一步提升也非常难。所以很多运动员退役之后再就业，如何再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我一直很想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澎湃新闻：在电影里，你相当于把人物放在一个类似电车困境一样的情境里，其中的人物有好几组对照关系，是怎么去设置考量的？
高朋：祖峰演的顾学兵是一个晚熟的人，他从小在射击队长大，在一个真空的里，每天就他自己和枪，活在相对封闭的内心世界里，对和荣誉看得很重，其实是有些没长大的。所以他在面对类似的困境时，一边是8000个人的生计，一边是一条人命，他会纠结是否有意义，这是在逼着他长大，他也会怀疑是不是一些无谓的让自己和别人都过得不好。
邵兵饰演的老田和顾学兵是发小，两人一起长大，老田也进过射击队，但他和顾学兵不一样。顾学兵内心平静能待住，老田是一个更不安分的，不停想往前走的人，所以他后来没留在射击队。他也当过兵，1970年代末上过战场，战友都没了，剩下他一个人回来，又回了这个地方，进了这个科。他有一些自己的设计，比如永远烟不离手，抽烟时永远冲着手心里，这是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有一场拿掉的戏是他家里面有战友的照片，他会在自己抽烟前先递一根烟先放在战友的照片前面，再自己抽。
他在科里充当一个平衡者，大家都想弄点钱，抓了人要点钱就把人放了，监守自盗，他也做，但维持在一个度。他会帮大家把顾学兵关起来，但也是他把顾学兵放出来，还把他那份钱留给他，试图缓和两边的关系。饭馆遇到黑三那次，他的被撕碎了，他说要去南方转转，实际是去准备做最后的事。实际上，一直到最后死，他都在试图去做自己的平衡，但他已经平衡不了。
同时，电影里还有晓军这样的年轻一代，他们成长的时候，父辈都是特别的了不起的形象，“8级钳工”“劳模”，这些意味着一个人凭着诚实地劳动、承担责任，养活一个家庭，整个厂都这样的人。但到了他们青春期开始萌动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父辈突然塌了，好像有另一群人变得特别得志，而他要面临着他的选择。
澎湃新闻：对于“东北没落”的叙事背景，也有很多影视作品有所涉及，在你的调研里，有哪些新的视角和发现？
高朋：这方面的故事真的好多。比如说片子里说的偷窃的问题，在当时非常普遍，可能围绕一个工厂的偷窃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工厂后面的山上，整座山表面上是一个废品收购站，实际上都是收赃物的，原材料、产品、机器设备。收完之后，再送给下一层是拆解，一部分通过回到原材料，一些机器拆解成零件，再到下一层才是分销，由物流送到南方，卖给私人工厂或者本地的一些小作坊。
可能一些大工厂已经停产很久，远看着是死气沉沉的静态的旧址，但它几十年来累积的那些资源和剩余价值，又了庞大的地下产业链，还能默不作声地运转好多年，直到把遗产消耗完为止。
高朋：我想展现的其实是时代变化的时候，人在底线上的挣扎。并且东北的问题不是东北独有，全国都有类似情况，只是东北重工业发展国有体制深入全面，大船难掉头，经济停滞，人们依赖体制内工作，就业渠道和经济可能性少，失落感更强烈。
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变革期，其实是存在一种社会失序的状态，大家和相信的英雄也在变化。当这个时代变化的时候，你为了要退回到丛林的状态，为了是不是要越过原来的底线？或者说我能到什么程度？在这个点上电影里的每个人有自己摇摆的幅度。
有一场比赛里面是有一位年轻的枪手正在冒出来，他很年轻，但是心理素质很好，打得很准，而有一些老的枪手面临着失势。当时解说词里说“这是一个新人辈出的时代”，说到这的时候被打断了。
等到最后那次顾学兵失控的时候，背景解说词里在说一个韩国的老运动员，他因为心理紧张压力，在赛场上晕过去了。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运动员赛场压力特别大，这段词也恰好契合电影中人物的和情节发展。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电影对于枪战戏的处理。大家好像习惯了大银幕上看到的枪战是偏港式或好莱坞式的，但你没有选择往那个方向去。
高朋：我们的第一考虑就是真实，包括电影里所有的动作戏，也是全都不要惯常设计的那些套，那种比较好看的动作，或者为了某种激烈刺激而设计的东西通通摒弃，我们全都是在以真实为第一原则去考量，也参考了一些若干个真实的案件发生的背景。
比如枪战发生时鞭炮的那个点，因为东北有放炮竹的习惯，所以整个工厂整个家属区都在放炮竹，在不远的地方的礼堂里，有上千个人在庆祝，但是没有人听到枪声，这是有真实来源的。
高朋：对于最后一枪，它对我来说依然是真实的，它来源于前面采访得来的射击运动员的感受，即使面临诸多干扰，如观众的呼喊、裁判的声音等，运动员要想打得准，必须做到放下，让自己进入心如止水的状态，当你真的进入那个状态，就好像五官都关闭了，真的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连枪声都听不到了，这也是来国一位奥运射击冠军的亲身感受。
高朋：确实之前在一些电影节展放映的时候，好多观众会问到枪在这个电影里的含义是什么？对于剧本写作来说，我们往往不会这样想问题，一个关键道具，它的象征意味是什么？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写剧本的方法。
如果非要说它的含义的话，它其实是顾学兵的过去，他回不去的过去，又没法往下走，他夹在过去和未来的夹缝里面。但是观众看这个的时候，解读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人觉得是、荣誉、执念，各种各样。后来我总结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他是观众每个人自己心里面觉得很重要放不下的那个东西，看电影的时候，人们都把它投射在了这把枪上，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
澎湃新闻：你算是正统的学院派受科班训练学习的电影，但之后很长时间在从事广告。那段时间的心态是怎样？
高朋：我是真的视广告导演为理想的，虽然是读导演系，但反正到大四的时候，我给自己立的一个目标就是想当个广告导演。那个时候中国就没有什么商业电影，基本只有那三大著名导演可以靠拍电影为生。那个时候大家去想未来的出，基本上就是拍个文艺片，想办法在欧洲拿个，可能就能开始拍电视剧了。
我在上学期间，偶然看到几个国外的优秀广告片，一个广告可能一两分钟就能让你特别，拍的也特别像电影，我觉得这不挺棒么，就很认真地视广告为理想。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广告行业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业，客户的需求和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以前年轻气盛的时候，遇到客户对创意不满意的情况，我还会自己的想法，甚至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还自己贴钱使用特定的器材拍摄，就为了能够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那会儿老干这事，结果发现拍了好多年广告，也没赚到钱，还得罪客户。虽然可能会有一些作品获得广告项，但本质上它就是个广告片，谈不上对观众有什么真正的触动，更谈不上作者表达。
老在这样的状态里，也不对，我后来找到一个出口，就是写剧本。也没想这些写的剧本能拍，就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生活的平衡，拍广告可以挣到钱，可以让你，写剧本就会让心里舒服舒服。经过那么些年，就攒了一些本子。到2018年的时候正好写了《老枪》，参加了“青葱”，进了创投。
高朋：完全不同，我觉得这算是我做导演以来，“最舒服”的一次。因为以前拍广告，也拍过甜宠剧，那个状态，基本上是在提供一种“导演服务”。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行业，如果你做成一个很职业的导演，就会像“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基本上以前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我刚做广告特别有锋芒，十几年之后其实已经成“老油条”了，常常比客户那边的年轻人还要清楚他们老板要什么，基本上是能够绕过各种障碍，迅速想出若干种解决方案。想想那会儿才30多岁，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世故的工作状态，太了。
但是电影完全不一样，我有机会回到一个更本真的一个状态里，始终提醒自己一开始要的那个东西，想说给观众让大家都感受到的是什么，遇到障碍的时候千万不要绕过去，得直奔着去正面迎接它，去碰撞。还有，你一样会有各种意见的干扰，如果像以前在更职业的状态里面，你是要迅速地用你的专业技能帮助人家解决那些问题，但现在你首先就要去学会取舍这些意见，对于可能会让你这个东西走偏的意见，要能甄别。
工作人员的状态也非常不一样，可能因为以前也拍广告，也拍很多大明星，但是大家也不那么认真对这个事儿。但是电影这里，你就觉得是所有人都在掏心窝子地把自己装在这个事里。
澎湃新闻：电影里面的那句台词说“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打出最好的那一枪”，你等拍电影也等了那么多年，你觉得这部电影是你自己“最好的一枪”吗？
高朋：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这次不拍，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人真的随着年龄，有时候他会有一个阶段，你开始逐渐去想，什么叫放下，什么叫和解。再加上小孩也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养家糊口，一切为下一代人着想，活得更踏实、更现实？我那会儿经常这么问自己。所以我感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往后，心气儿就彻底没了，所以要不就赌一把，就主动地把所有广告都推了，相当于自断了。
但我肯定也不会觉得，这就是我“最好的一枪”，下一个应该能更好。这次吸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所以也挺期待下一次的。